Q：参加2015年你在柏林电影节的演艺人才大师班时，我感到你的作品包含了大量的数学原理。你所接受的调色师培训包括理论研究吗？

A：我从来没有真正“学习”成为调色师的过程。我上过一些技术/理论型非常强的摄影工程课，但学了一年后发现这种方法离任何创意工作都太遥远了……于是我跳过了理论部分，转而从实践中学习，去了一家后期制作公司当学徒。目前调色师都普遍是这样起步的，因为缺少这方面的专业课程。不过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我刚和德国电影电视学院在柏林启动了首个全职长期培训项目，专教调色。课程包含许多前沿理论讲座，由工程师、电影和艺术史学家、电影制作者、艺术家，当然还有其他调色师主讲，我们也会外出拍摄平面照片及视频来做具体练习。

Q：你简历中列出的早期工作之一听着技术性就很强: 你是亚历山大·索科洛夫（Alexander Sokurov）《俄罗斯方舟》的“硬盘操作员”。跟我说说你拍那部电影的经历。

A：对我来说，仅仅身处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就已是非凡体验：想象一下，漫步在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里，一周七日，筹备着要在这些艺术品珍宝旁拍电影。那是种非常美妙的气氛，而《俄罗斯方舟》在很多方面也确实是个美妙的项目——在2001年影片拍摄时的确如此。

2001年，我和另一个人经营着一家为数字摄影机制造硬盘录机的公司。在那时，要录制90分钟一镜到底的斯坦尼康漫步冬宫博物馆的素材，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录到我们的电脑上，因为摄影机里的磁带只能录45分钟，且没有其他种类的便携式录像机（video tape recorder，缩写VTR）能录制高清信号。于是我加入了《俄罗斯方舟》的制作，我认为这部影片是电影史上一次非常独特的成就，因为我们真正成功地完成了一部一刀未剪的长片电影，还以电影画质拍摄（我的意思是“以未压缩的高清画质拍摄”）。

此外，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些对我此后职业生涯给予了莫大帮助的人，比如斯特凡·丘佩克（Stefan Ciupek），他当时是一名数字影像工程师（digital imaging technician，缩写DIT）兼调色师（《俄罗斯方舟》实际上是他的第一份调色工作）。在我因没有可持续业务不得不关闭硬盘制造公司后，是斯特凡助我以调色师身份开始工作的。

出处：Michael Guarneri | MUBI

翻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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