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男孩还在玩积木和汽车时，六岁的丹尼尔·科伦贝拉就已在探索他未来职业生涯将会用到的工具——他父亲的尼康F相机和他自己的索尼8毫米摄像机了。“大约1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了——我会拍摄和剪辑婚礼录像。”科伦贝拉回忆道，“而在我十几岁时，我已经开始拜访电影片场了。”
一位家族里的熟人（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的制片人）坚定了丹尼尔把电影制作作为一项事业的愿望，对方鼓励科伦贝拉入学帕多瓦大学。“我（在那）遇到了吉安·皮耶罗·布鲁内塔（Gian Piero Brunetta），最具声誉的电影史学家之一。”科伦贝拉说道。
在罗马学习电影时，科伦贝拉写了一份堪比书籍体量的关于摄影指导（DP）托尼诺·德里·戈里（Tonino Delli Colli）的论文。这位DP认为，学习布光及其他方面技术的最佳方式是在电影行业工作实践，而不是通过上学学习。这本书为科伦贝拉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电影评论家联盟颁发的奖项。
到了2000年代初，意大利电影制作者们开始向数字技术转变，于是科伦贝拉与视效（VFX）总监大卫·布什（David Bush）合作，为导演和DP提供这种新的“拍摄工具”。他们测试并展示了索尼CineAlta、ARRI D-2原型机（与ARRI Media的比尔·洛威尔-Bill Lowell合作）和Thomson Viper等摄影机。科伦贝拉和布什也直接与Quantel这样的DI工作室打造者合作以协助建立数字管线。如今，这位Local 600 DIT仍继续与RED、ARRI和索尼等摄影机制造商，以及Technicolor等实验室保持这种合作关系，为美国的摄影机和工作流特性提供关键反馈。
而正是科伦贝拉与但丁·斯宾诺蒂（Dante Spinotti，ASC，AIC，《洛城机密》《盗火线》《X战警3：背水一战》）的关系，助他获得了成为DIT的坚实基础。“我们第一个一起做的电影项目是《魔鬼品酒师》（Vinodentro），拍摄采用的是ARRI ALEXA搭配变形镜头，”他解释道，“但丁的每个项目（迄今为止两人已合作了10个项目）都有所不同。我们会适应每个项目的独特方面，做出决定确立最终风格——从漫威的《蚁人2：黄蜂女现身》（Ant-Man and The Wasp）到独立电影《怪奇秀》（Freak Show）都是如此。”
“数字摄影机的选择和VFX需求可能会相互影响，”科伦贝拉继续说道，“VFX团队可能会提出建议或为特定用途指定摄影机类型，甚至会为整部电影指定摄影机类型，这其实并不罕见。在刚开始与但丁合作时，我意识到数字底片的完整性是一种绝对的特权。”
出处：Pauline Rogers | ICG Magazine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