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Latenser为电影《內布拉斯加》勘景 图片来源：Filmmaker Magazine
场地工作一方面可能像Lori Balton那样，跟着Alexander Payne为他的的《缩小人生》在水上飞机里勘景，但场地工作的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和大领导打交道，比如O’Neill的工作。但场地部门的常规日常苦工就不那么光鲜亮丽了，尤其是如果你是场地部门当中想要晋升的场地助理，那么你的工作尤其辛苦。助理要负责收拾垃圾，还要和因为车位被剧组占了而提着马桶刷前来理论的愤怒的当地居民打交道。助理们的工作时间也相当令人喷血：他们每天往往最早到场，负责布置标识引导摄制组停车并找到拍摄地点，同时又是最晚离开片场的，因为他们要留到最后清理垃圾善后。
当你做到更大制作的影片的场地经理的级别时，那些枯燥乏味的部分就可以委派下级去做了。但O’Neill对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有规定：“对于任何人，我不赞成15小时连轴转的工作，根本不安全，也不健康。我们为工作人员排班，早到的人和晚走的人分两拨。我自己很幸运，参与的都是预算够大的项目，所以有足够的人员进行工作分配，但有的项目确实没有这么多人可以这样分工。”
虽然Balton现在和金字塔尖的风格导演们稳定合作，但她清清楚楚记得刚入行的时候自己也要负责那些苦活的日子。“以前听到别人说场地管理是多么光鲜亮丽的工作我都会笑出来，”Balton说。“我永远忘不了当年凌晨两点我打着手电筒在片场捡烟头，还要拖着漏的垃圾袋回家。多‘光鲜亮丽’啊。”Myers回忆道，“我的第一份场地工作是担任一个组的制片助理，当时是秋天，在纽约。那个项目里，我每天工作16-18小时，就是负责捡垃圾和清理厕所。”
对Letenser来说，那么长的工作时间并且还要负责停车、扫厕所这种杂活当中有一个小确幸。“要是我不做那份工作，根本不会大开眼界，看到、遇到那些人和那些事，”Letenser说，“我见过华盛顿地底下的秘密隧道；我遇到过各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因为《杯酒人生》，我可以去葡萄园勘景，和酿酒师聊天。你可以学到各种不同的事情，遇到非常多有意思的人。”
对O’Neill而言，场地工作最有收获的就是能促成一种创意的合作，那是电影艺术独有的。“和其他媒介相比，拍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合作成果，是许许多多人的付出，”他说，“场地经理就像是为电影拍摄中其他的艺术家们——从美术指导到摄影指导，还包括其他一切技术人员——提供了画架、画布和颜料。”
作者：Matt Mulcahey | 翻译：盖雅翻译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