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指导（DP）帕维尔·波哥泽尔斯基（Pawel Pogorzelski）和导演兼编剧阿里·艾斯特（Ari Aster）同为美国电影学院的学生时，二人就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在合作制作了一系列短片后，他们又制作了广受好评的恐怖片《遗传厄运》（Hereditary）和《仲夏夜惊魂》（Midsommar），这为他们最新合作制作的长片电影《博很恐惧》（Beau is Afraid）奠定了基础。波哥泽尔斯基形容这部电影为“一个美妙的、史诗般的故事。是21世纪的荷马史诗。”

《博很恐惧》讲述了同名男主博·沃瑟曼（由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饰演）出发前去探望母亲的故事——当然，这段旅途立马就偏离了正轨，让他穿越现实世界的恐怖，走上了一条扭曲、黑色喜剧式的岔路。在主体摄影工作开始前，波哥泽尔斯基和艾斯特就开始讨论，并在开拍前约六个月招募了摄制团队。此外，正如他们之前合作制作长片电影一样，他们再次与来自位于Woodland Hills的Panavision Special Optics团队的布莱恩·米尔斯（Brain Mills）合作，组建了一套符合艾斯特对故事的独特构想的光学镜头套装。

在电影上映前夕，波哥泽尔斯基、米尔斯和大助丹尼·雷辛（Dany Racine）回顾了将《博很恐惧》的导演的想象搬上银幕的创意合作关系。

Panavision：帕维尔，当你第一次与阿里谈论一个项目时，项目的风格会立马成形吗？

帕维尔·波哥泽尔斯基：阿里会做好充足准备，他的构想很清晰。我们会看几部电影并发送参考资料。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我则负责实现。让我高兴的是，当我在前期制作阶段给他看试拍镜头时他会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但还要更多。”这样我就能按这个方向再继续推进。

丹尼，你是如何加入这个项目的？

丹尼·雷辛：这是我第一次和帕维尔合作。我听说阿里会来蒙特利尔拍摄他的下一部电影，我曾经看过他和帕维尔合作制作的影片，所以我立即与帕维尔取得了联系，并确保我有空。我真的很想加入这个项目。

当你和帕维尔第一次交谈时，他是如何描述这个项目的？

雷辛：他和阿里的合作关系非常紧密，因此他谈到了他们合作制作的上一个项目，他表示阿里非常喜欢和摄影部门紧密合作。很快，他就带阿里参加了一个会议，这样我们就能一起讨论这个项目——我、掌机、阿里和帕维尔都在。我们讨论了所有事情：需求、挑战、预算、演员。这次会议大概是开拍前六个月召开的，所以每个成员都很早就参与到了制作过程中。

对帕维尔来说，重要的是阿里了解摄影部门的核心并被很好地包围其中。他需要确保阿里对于我们的工作形式感到舒适，并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这非常令人兴奋。还有掌机若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 St-Hilaire）和二助苏帕拉克·科波拉克（Soupharak Keoborakoth）。我们三人几乎总和阿里、华金待在拍摄的房间里，感受那种时刻，紧紧围绕在摄影机旁。

帕维尔，在你开始选择镜头时，你是如何与布莱恩开始挑选的？

波哥泽尔斯基：我将发给阿里的参考资料发给布莱恩，他告诉我：“那大概我们就从这些镜头中选择了。”但我还是会去测试所有镜头。我们会在Panavision的大屏幕上观看试拍镜头，然后选择我们最喜欢的镜头。选好后，我对布莱恩说：“好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基础了，现在我们要怎么推进呢？”

布莱恩·米尔斯：从帕维尔发给我参考资料，我们进行第一次对话时，我就深入挖掘了我们的镜头库存，找到可能符合要求的起点。他计划选择什么摄影机来拍摄，镜头是在哪个年代制作的，近焦是什么，镜头包含什么内在特质？很明显，我们最先要选择用球面镜头还是变形镜头，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再把选择缩小到几个系列，而帕维尔则会做试拍，看哪个镜头会脱颖而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讨论电影的故事。在《博很恐惧》这个项目，我们进行了很多有关博是怎样一个孤立的角色的讨论，这为我们指明了我们想要的方向。在经过初次试拍后，我们就讨论了他选择的镜头的可能性，看看我们如何将它们根据电影的需要进行修改。

对于《博很恐惧》，是什么吸引你选择Panaspeeds？

米尔斯：部分原因在于画幅。帕维尔本来计划选Alexa LF的，所以我们在找能覆盖大画幅的镜头。还有镜头的速度、近焦、可用性以及在该系列内我们进行定制修改的能力。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了，我认为当帕维尔看到正确的镜头选择时他会产生强烈的感觉。他从不会犹豫不决。当他看到正确的镜头，他会说：“就是它，就是这个。”随后我们就开始根据帕维尔的喜好修改镜头，在几天内，我们会将镜头选择缩小到他想从镜头中产生的那种感觉。

波哥泽尔斯基：阿里深入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他第一次经历这个过程还是在《遗传厄运》，而现在这已经成了我们制作电影的惯用方式。他非常在意视觉图像，并且他的品味极好，他清楚他的电影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可以问他：“你觉得这个方向如何？”他会说：“我觉得可以更柔和一点。”或“我们能不能让这个颜色更显眼一点？”这是一种合作，布莱恩的品味也影响到了镜头。他知道他必须全力以赴。

米尔斯：对于帕维尔来说，多总比少好。我们会先走极端，然后再退回来一点。

波哥泽尔斯基：我喜欢找到极限，再退回来一点，直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想测试眩光，当我们在黑暗中/在明亮处/在黑暗中用明亮的高光拍摄时会发生什么——我喜欢测试所有这些情况，看镜头的拍摄效果。它是否在某个地方出岔子？当发生眩光时，会不会太过晃眼？也许炫光对一部电影来说很有意思，但对另一部电影则不然。

你们一起制作了多部电影，在谈论这些光学镜头特性时是否形成了共同语言？

米尔斯：是的，随着这些年来我们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我对帕维尔的意图有更强烈的直觉。 在这一点上，我了解他的艺术构想，并且可以在这方面更轻松地提供帮助。

在《遗传厄运》中，他使用的镜头是Primo，在《仲夏夜惊魂》中，他使用的是Primo 70。从这个角度来看，帕维尔通常想看看自上一部电影以来我们已经做出了什么。但我们会从他分享的参考资料开始。我们的一些较老式的镜头适用于某些项目，但不适用于其他项目。 对于《博很恐惧》来说，他想要非常饱和的颜色，因此镜头的色彩重现非常重要，这就使我们选择了现代镜头。

波哥泽尔斯基：但它们有一种美妙的柔和感。我知道丹尼在加拿大和美国拍过很多很多电影，当他看到这些镜头时，他说：“这些是我用过的最漂亮的镜头。”

雷辛：你可以在这些镜头中看到，它们具有其他镜头所没有的特性。

波哥泽尔斯基：同样很酷的是，这就像我们这一个镜头可以顶好几个。在T1.4时，你能拥有某些特征——不仅大画幅使得景深非常浅，而且它们还在侧面有辉光和衰减。随着光圈缩到2.8，镜头依然有一种柔和感，但衰减得不那么剧烈了。如果你调到5.6，特征又有所不同。镜头还是那个镜头，但只一点点改变就感觉有些不同了。这真的很酷。我们在叙事时一定会用上这一点。

雷辛：档位可以传达一切信息。我们会讨论一个镜头，我会对帕维尔说：“我们把光圈全开，聚焦在眼睛上。”我们想挑战自己，当我们决定采用浅景深时是有原因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给它进行布光。

波哥泽尔斯基：丹尼对这些镜头有着惊人的掌握——他几乎比我更了解它们。他会说：“我认为这是调到1.4的最佳时机，你觉得呢？”他什么都不怕，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镜头产生的情感冲击对正在发生的剧情的支持。

雷辛：重点是阿里和帕维尔在计划镜头时并不在意镜头的数量。他们更关心镜头的质量。关键在于你想让镜头传达何种信息。每个镜头都有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们讨论选用浅景深的原因，即使这对我来说很艰难，因为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这不仅仅是为了风格；更是为了我们想要搭建的故事。

帕维尔知道如何进行布光。他可以用4或2.8的光圈来给整部电影布光。但我们的想法是：这个场景的最佳档位是什么？这是一部有感染力的电影。每个镜头都很强烈。华金很出色，他的表演打动人心。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讨论和构建。

这部电影中有没有主要的焦距选择？

波哥泽尔斯基：阿里喜欢广角镜头。

米尔斯：17毫米、24毫米、35毫米。

波哥泽尔斯基：还有40毫米，50毫米充当我们的“长”镜头。我们还使用了一款变焦镜头，Primo 11:1。有一个场景，最初是聚焦在远处，然后镜头推进拍摄华金，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三分钟，丹尼必须让他的眼睛保持清晰对焦。

雷辛：我认为这是推进拍摄和变焦镜头的结合，我们覆盖了变焦镜头的整个范围。这个镜头画面非常激烈而且非常缓慢。这里情感是非常强烈的； 华金完全投入了这个镜头，所以你想在拍摄过程中尽早拍到满意的镜头。你可不想让他重复拍10条。一切事物都很困难——dolly车、变焦镜头、焦点。 所以我们练习了许多次，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个镜头上。那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下午。

波哥泽尔斯基：丹尼太酷了。他就像个忍者一样！

雷辛：我一直在努力选择与我想合作的导演和DP合作，而《博很恐惧》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电影——最亲密，也最重要。这部电影特别重要。我和阿里的关系以及和帕维尔的关系是另一个层面的电影制作。

帕维尔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DP之一。他非常有才华并且非常投入。当他想要做某件事时，除非你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否则你就必须做成这件事。所以这很有挑战性，但它让电影变得更优秀。他不断挑战极限，不断拓展延伸，确保我们想要的东西最终出现在银幕上。我们想要的内容都呈现出来了。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帕维尔，是什么吸引你从事电影摄影事业？

波哥泽尔斯基：是我父亲鼓励我这么做的。我在17、18岁时学习科学，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家人都在研究健康科学，但这就像一种不同的语言——我无法理解。 所有的规则都是给定的，我想理解为什么。当时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我的父亲是一名牙医，但他想成为一名DP，于是他建议我尝试摄影。我尝试了过后，立刻就爱上了它。对于摄影来说，一套“规则”是需要被理解然后被打破的，这比化学或生物学更适合我的大脑。 做任何事都没有正确的方法，但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你所做的事情，为什么选择某个镜头。这是有原因的，或者至少是一种直觉。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给我读过的好书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不同的画面。当人们问我电影摄影是什么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剧本就是书，当时我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躺在床上，在脑海中想象着那些画面。现在我把这些画面搬上银幕，与大家分享。这就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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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Panavision

编译：Katja | 盖雅翻译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