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工作流与DIT角色

影视制作

完善工作流

我们探讨数字影像工程师(DIT)这个角色的发展,旨在帮助实现最高图像质量、围绕这个职位的工作流魔法以及他们与摄影指导(DP)和制作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协作。

在早期数字电影时期,DIT的出现似乎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早期数字电影设备可能不稳定,二是DP可以信赖的配光师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DIT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的DIT帮助只有胶片经验的摄制组人员理解混乱的情况,这不足为奇。对比20世纪初期和21世纪初期:20世纪10年代,电影动荡不定,各种胶片尺寸、宽高比和帧率并存。我们有理由怀疑,21世纪的头20年代表的是数字电影的类似时期。我们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出现又消逝——磁带,然后是硬盘录像机,闪存,三CCD摄像机被单传感器设计取代,更智能的编解码器和全新的显示标准。

早期的电影最终安定下来,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想法,但又足够稳定以免对人们造成阻碍。数字时代正在发展出同样的稳定性,这个想法令人欣喜。

Mission Digital的董事总经理马克·普韦斯(Mark Purvis)回忆起曾经有段日子,那时电视剧从一季过渡到下一季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2009年,我正在参与一部名叫《超能少年》(Misfits)的电视剧,这是用Red摄影机拍摄的三部或四部长期项目中的第一部。我们制作了第一季,然后会备份毛片,生成文件给剪辑部门。他们会做成DVD,然后将DVD送到伦敦附近。如果我们是在周一拍的,那么周三他们就会看到样片。但到了第二季,我们是在卡车上进行摄入,生成剪辑文件,并上传至一个云平台,那时云甚至还没被普遍认可。”

Digital Orchard的DIT乔·迪布尔(Joe Dibble)在片场。

Digital Orchard的卡勒姆·加斯特(Callum Just)表示,有关DIT角色的讨论“从第一天起就已经成为做一名DIT的核心部分——‘这是我的分内工作,而这不是我的分内工作’。面对这样一个新兴工作,我们现在所做的与五年、十年前所做的完全不同。”他看到了一些证据,表明DIT工作稳定性已经出现,至少在软件和摄影机制造商保持对话时是这样。“如果我回想过去五六年,当时我们并没有出现很多格式。我们的作品要么是Alexa,Red,要么是Sony Venice。还有一些佳能拍的作品。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摄影机制造商持续适时发布(兼容软件)。”

本·萨弗(Ben Saffer)担任DIT已有八年时间,他通常通过Digital Orchard代理接活。八年时间已足以看到变化发生,但萨弗将至少一部分的变化归因于部门主管的偏好。“有一回我和两位不同的DP共事,发现他们俩与DIT合作的方式完全不同。其中一位在监看帐篷内和我并坐,监看布光,另一位则拿着测光表在片场附近工作。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DP偏好的工作方式。”

即便如此,萨弗还是认为,一定程度的趋同已经发生。“过去的工作流肯定是:每项工作都必须从头开始——我们有实验室吗?有样片调色师吗?如今,工作流更加趋向一致。片场有数据管理员,样片会被送到实验室,实验室进行备份,样片调色师进行调色。现在我所做的工作大多都很接近那种工作流。”

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使用一台能录制十几种格式的摄影机的世界,要比拥有不到十种常用胶片的世界要复杂得多。在数字电影出现之前,即使是电子照相机也几乎是总是针对几种显示方式中的一种。而现在,情况则正相反,监视器可以手动调节从而正确显示图像。我们很难判断,是否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摄影机制造商认为细节属于专利,但正如加斯特所言,这几乎无关紧要。

DP史蒂芬·钱德勒·怀特黑德(Stephen Chandler Whitehead,CSC)在《邪堡镇》(Wickensburg)片场

“(标准化)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因为摄影机制造商们总想互相胜过对方一头,”他说,“如果他们都在一个合成空间中拍摄,这对他们来说就少了一个卖点。理论上来说,我们都有ACES——也许我们一半的作品都采用ACES。”ACES即学院色彩编码系统,加斯特说,“在顺利运作且每个人都推出正确的(软件)时,这个工作流是很优秀的,但这会吓到视效领域的人们。ACES对于小型后期制作公司可能会是个可怕的东西。”

普韦斯对此表示审慎同意。“ACES简化了工作,但当涉及到不同的摄影机时,你最终依然会得到不同的镜头元数据协议。不同摄影机的数据足迹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你在任何规格表上都看不到的,而它会对你的工作流产生巨大影响,那就是对项目的期望。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你需要通过各种对话来解决,了解项目的优先事项和成本与风险比。”

这个过程经常会遇到处于数字电影工作流前沿的人——比如像数据管理员索菲·戴蒙德(Sophie Dymond)这样的人。她入职不到一年就已经明白,一个顺利运作的项目没那么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沟通——“与人建立联系,确保对的人能获得正确的信息。因为我是刚进入这个行业,无法对比以前的工作完成方式,但我认为问题一般都来自早期阶段不够明确,以及细节变动。”

不可避免的是, 对这种有组织性工作的需求使DIT远离了工程性任务,萨弗表示:“现在的职位名称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对布光的参与度要比摄影机的高得多。我的DIT车中有光圈手持设备。我帮助评估曝光、与DP和灯光师共事从而在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项目中保持布光一致。在一个项目中,也许你会在拍摄第二天就拍摄一个场景的一侧,但在拍摄第六十天才拍摄另一侧。我和控制台操作员和合作与跟焦员的合作一样多。关于DIT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的很多谜团只要换个职位名称就能解决。”

“最大的问题,”加斯特提醒,“是有些差劲的技术人员标榜自己是DIT或工作流总监,他们认为这份工作只要复制粘贴和拖放就大功告成。我认为这对DIT的角色造成的损害比任何事情都更强,并且会阻碍许多项目的进展。有很多来找我们的项目是拍到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也许是因为技术人员没有准确计算某个格式会占用的数据量,或者没有通过整个管线来了解某次套底要怎么做,或者是他们忽视了制片厂的要求。这些方面我们都见过出问题的。”

大助杰奎琳·迪·巴克(Jacqueline Di Bacco)在《邪恶镇》片场,目前她正在安大略省拍摄

像这样的要求,只要他们理解了就会变得清晰明了。在创意观点和技术发生冲突时,正如风格开发或show LUT,事情可能会更加复杂。萨弗强调说:“对于风格开发,你必须要做测试,必须要做测试。总体来说我是很幸运的,在一些规模更大的项目,我们会在片场或取景地做妆造测试,这样我们就能在真实布景让真实演员穿上真实服装。随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做风格开发。我认为有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应该聆听罗杰·狄金斯的意见——他只准备了一个show LUT,会根据每个项目进行微调,我的工作方式也大致如此。”

加斯特也自发地表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我认为,你应该准备一个show LUT——这是我作为DIT和几家后期制作公司合作后受到的来自他们的深刻影响。你应该准备就一个LUT,就是这样。带着不同的风格在不同项目中切换——我们在胶片时代并没有这样做,但一百年来我们也顺利且成功地拍出了赏心悦目的电影。如果你只是人为地提高饱和度,让作品更暗/更亮,更偏蓝色/橙色,你可能很快就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普韦斯同意:“为你的项目建立能满足DP审美要求,同时也能在后期发挥作用的LUT,这一点非常宝贵。你要确保每个人都在互相交流,保持相同的节奏。”尽管这样做存在复杂性,但普韦斯表示,他的关注点“不是让工作变得更简单,而是确保创意输出得到优化。剧本是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中工作的关键要素。要优化工作,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上的,而是心理上的。”

也许数字世界永远都需要有人来管理好细节,就像在胶片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如果这样做的好处是灵活,那么也许这就是一直以来的重点。

出处:英国电影摄影师杂志

翻译:Katja | 盖雅翻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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