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伊勒（Jakob Ihre）是知名摄影指导（DP）。他的作品包括《猛于炮火》《末路老奶》《奥斯陆，8月31日》《重奏》《旅行终点》和《罗拉对抗》, 以及备受赞誉的剧集《切尔诺贝利》。我与雅各布聊了聊他早期的灵感来源，包括与约阿希姆·提尔（Joachim Trier）的合作以及拍摄《切尔诺贝利》。
你是否一直认为自己会从事电影摄影职业？你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次经历是什么？
不完全是，但我一直对电影，甚至电影制作很狂热。十几岁时，我去图书馆找来了所有的《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读。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小图书馆里，他们有几十年份量的杂志供我查阅。我复印了文本，并把它们贴在我的墙上。处于某种原因，我在高中时从未意识到我的这个爱好可以变成一种职业。所以，在我阅读那些杂志，并观看很多电影时，我想的是我会学五六年心理学 —— 但在那之前，我会在瑞典服完兵役。当时，几乎每个满18岁的人都必须服兵役，但我设法逃过了。所以在那段开始学习之前的休整期间，我想着也许我应该先工作一段时间。
我在一家制作公司找到了一份跑腿的工作，这家公司制作的是瑞典版《全美通缉令》（America’s Most Wanted）这样的节目。这是一档电视节目，其中记者们必须采访警察、受害者和罪案的目击证人。然后在节目后半，我们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重现犯罪现场。许多记者对重现犯罪现场并不是太感兴趣，我猜他们更专注于新闻工作。在协助拍摄这些镜头几个月后，节目预算急剧被砍，他们请不起自由职业电视摄像师了，于是他们就想：行吧，我们可以把摄像机交给雅各布，因为他对电影非常狂热。他们很快就派我去参加各种摄影机使用和布光工作坊，而19岁时，我成为了公司内部的摄像师 —— 那时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准备去乌普萨拉大学上学这件事了。
有没有哪些特别的电影或 DP 真正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
我想大概是在我15或16岁的时候，我遇到了《公民凯恩》（Citizen Kane）。那部电影的 DP 格雷格·托兰德（Gregg Toland）可能是我记得的第一个 DP 的名字。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谈论的内容 —— 当然，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事，但也有很多关于二人合作方式和合作关系的文章。托兰德的作品当然令人惊叹，但我意识到，你需要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支持你的导演 —— 他得与 DP 一同努力，才能在电影制作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当然，在瑞典，斯文·尼科维斯特（Sven Nykvist）可以说一直是本土 DP 大神。我当然受到了他电影摄影方式的启发，但他真正给予你信心的是他让你理解合作关系的方式，而且是跨越大洲的合作。他在世界各地工作，而格雷格·托兰德可能一生都在好莱坞工作。斯文·尼科维斯特是那种环游世界以寻找有趣项目的人。如果世上某个地方有位伟大的导演，或者有个精彩的故事，他就会放下本土的一切前去参与拍摄。所以他真的很能启发别人 —— 他同时还能保持多年来对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忠诚并随时准备为对方效力 —— 这也相当令人着迷。
当我刚开始做这行时，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是我的偶像。他为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和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拍摄过电影。他的作品一直都非常有启发性。与此同时，那些更大牌的DP，那些伟大的好莱坞奇观型DP，比如雅努什·卡明斯基（Janusz Kamiński），也一直都非常有启发性，因为他在做一些没有别人敢做的事情。也许只是因为故事本身，但他在布光方面是如此戏剧化和大气 —— 这在他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合作的电影中真正发挥了作用。我钦佩他如此巨大的自信和勇气。你观看一些这样的电影时，会真正意识到光线从何而来，而这与你自己的拍摄方式非常不同，但同时这也激励了你。于是你会钦佩他敢于占据如此大的空间。
你曾为《重奏》（Reprise）担任 DP。你能多跟我讲讲这段经历吗？另外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
我们（指雅各布·伊勒与约阿希姆·提尔-Joachim Trier，译者注）都来自同一所电影学院。我们在伦敦时是室友。我们都就读于比肯斯菲尔德的英国国家电影电视学院。在那里，我们成了朋友，一起拍摄了一部名为《Procter》的短片，而之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当我在拍摄各种短片和长片电影时，他正在为《重奏》写剧本。他写了那个剧本，然后获得了拍摄资金，而那时我们已离开了电影学院，正在一起拍广告。我们就这样保持着联系。现在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一起成长。我们的合作教会了我很多。
《奥斯陆，8月31日》（Oslo, 31. august）是你再次与约阿希姆·提尔合作。你用什么摄影机拍摄了这部电影？你是否有自己偏好的摄影机/工具包？
我们原本计划在《重奏》之后拍摄《猛于炮火》（Louder Than Bombs）, 但资金一开始并不充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很快就拍出了《奥斯陆，8月31日》。
这三部电影对我们俩来说都是高度私人化的电影。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是在拍摄自己或朋友的生活。它们与你非常贴近 —— 这不仅体现在美学风格和拍摄方式上 —— 它们都与你自己的视觉成长经历有关。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很少能为此找到参考材料。你也会想远离参考材料，因为这些电影是对你所学或所喜欢东西的一种“浸染”。当我们拍摄《重奏》时，多年来启发和塑造我们的一切都在《重奏》中以某种方式存在。在那之前，参考材料和各种影响塑造了我，但当你开始拍摄《重奏》时，你会想用自己的双眼去发现这部电影。
我们最终用胶片拍摄，使用了非常锐利的 Arri Ultra 定焦镜头。当我们用它们拍摄时，有时景深非常浅，而且需要大量对准窗户，如果你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使用它们，它们的效果会变得非常有趣。如果你用更强的前光或更深的档数拍摄，它们的效果会变得相当无聊。而如果我们用更老式的镜头拍摄，最后可能会得不到正常效果。《奥斯陆，8月31日》也是用胶片和相同的镜头拍摄的。
在临近《奥斯陆，8月31日》的结尾，有一个安德斯和他的朋友们在奥斯陆骑自行车的漂亮镜头。当安德斯紧紧抱着约翰娜时，我们看到他的朋友们骑着自行车在他们前面，向夜空中喷洒灭火器里的粉末。你是怎么拍到这个镜头的？
那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那样拍的。它是用一种叫做俄罗斯臂的东西拍摄的。基本上，摄影机安装在一个经过稳定的云台上，而这个云台则安装在一辆车上。我当时坐在一辆车里远程操作这台摄影机。在我们拍摄那个场景时，我们的设备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我记得在这个段落里有一处剪辑。实际上，它本该是个一镜到底的。当时我们拍这部电影时，使用遥控稳定云台来拍那个镜头是相当昂贵的。在一部规模相当小的电影中使用这种工具相当有意思。在约阿希姆的不同电影中，他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 —— 比如他使用了手持拍摄，用了 dolly 车拍摄，甚至还用了这些遥控云台拍摄。他在这场戏里使用了所有这些技术。
你负责拍摄了约阿希姆·提尔所有的剧情长片。是什么让这段关系如此特别，此外你们是否计划再次合作？
我们一起成长，而且我们总想变得更好。通过长时间的合作，以及再次一起工作，我们有了改进的可能性，还能一起聊聊上次犯的错误和做的错误决定。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开放的评估。我们在这里做错了什么，或者这次我们应该尝试什么？最终，这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电影人，而且这非常有趣：我们能够合作这么长时间。
我们原计划今年夏天一起拍摄我们的第五部电影，但由于家庭原因，我实际上无法进行这次合作。
你为剧集《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担任了 DP。拍摄这部剧集最具挑战性的方面是什么？
我认为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将是与一位我以前从未合作过的导演合作。如何与导演搭档，如何富有创造力地进行项目，以及如何获得他的信任？从一开始，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大挑战。但最终我发现，其实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进行得非常顺利。当然，还有许多技术挑战，拍摄的时长也是个挑战，如何保持动力，如何保持创造力和诚实（也都是挑战）。这是那种一切都完全搞定，一切都顺利进行的项目之一。
出处：Oliver Webb | CloselyObservedFrames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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