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图：摄影指导（DP）杰克·卡迪夫（Jack Cardiff）的标志性肖像。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于1994年3月，当时卡迪夫获得了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ASC）国际奖。
“我学到了很多，看到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但你知道这是这么一回事。你总是着眼于下一件事。”
被问及有史以来最好的彩色电影时，Technicolor的发明者兼创始人赫伯特·卡尔默斯博士（Dr. Herbert Kalmus）的女儿、门徒娜塔莉·卡尔默斯（Natalie Kalmus，她也是多部经典电影的Technicolor顾问）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她的选择：1948年由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编剧及导演的《红菱艳》（The Red Shoes）。故事改编自一个安徒生童话，讲述了一个痴迷芭蕾舞的女芭蕾舞演员和她充满麻烦的人际关系。如果看过这部电影，你很可能仍然对莫伊拉·希勒（Moira Shearer）表演的魔幻芭蕾舞片段记忆犹新。
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娜塔莉·卡尔默斯的选择。很多影迷认为《黑水仙》（Black Narcissus）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彩色电影。这部同样由鲍威尔及普雷斯伯格导演的1946年的电影，讲述了五位修女在神秘的山区克服困难，建造孤儿院的故事。《黑水仙》在许多领域都赢得了好评。评论家们称赞这部电影的摄影，说它有着“炫目的颜色，丰富的淡雅柔和的色彩……但并不过分花哨。”
这两部电影都是由杰克·卡迪夫（BSC）拍摄的，他在当时凭借《黑水仙》赢得了奥斯卡奖。当时卡迪夫已有30多年的行业经验，但这两部影片只是他作为DP拍摄的第二和第三部作品。在从事长片电影摄影之前，他曾是一名童星、摄影助理和掌机，也是一名Technicolor顾问和杰出的旅行纪录片摄影师。
卡迪夫随后凭借《战争与和平》和《春江花月夜》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他不拘一格的作品包括令人难忘的电影《非洲女王号》《王子与贫儿》《潘多拉与飞翔的荷兰人》和《赤足天使》，以及当代冒险电影《第一滴血2》《海盗》和《毁灭者柯南》。
在他业生涯的中期，卡迪夫尝试着执导电影，并成为唯一获得导演和电影摄影奥斯卡双提名的人：1960年，凭借执导《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他获得了金球奖和纽约影评人奖，以及一个奥斯卡提名。弗雷迪·弗朗西斯（Freddie Francis，BSC）也因这部电影的摄影工作获得了奥斯卡奖。
1914年，卡迪夫出生于英格兰雅茅斯。他父母以杂耍表演为业，偶尔也会在当时尚属新兴的娱乐形式——电影中表演。四岁时，卡迪夫在一部名为《儿子，儿子！》（My Son, My Son!）的电影中贡献了银幕首秀。
这位小演员继续在《Billy’s Rose》与《The Card》中出演，并在不同时期与多萝西·吉许、威尔·罗杰斯、波拉·尼格丽、阿道夫·门吉欧和维奥莱特·霍布森一起演出。但在他11岁时，表演出场已变得越来越稀少：作为童星，卡迪夫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他最后一次演出是在《Tiptoes》（1927）。1928年，他在埃尔斯特里的英国国际制片厂找到了一份茶童和跑腿工的工作。
某日，在一次拍摄中，德国DP沃纳·布兰德斯（Werner Brandes）对14岁的卡迪夫大喊：“嘿，你过来！”并叫他在自己下令后将镜头从一个铅笔标记转到另一个。之后当卡迪夫问这位DP他做了什么时，布兰德斯回答说：“你跟了焦，孩子。”
卡迪夫对摄影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下一份工作是为多位DP打板，包括克劳德·弗里斯-格林（Claude Friese-Green）——克劳德的父亲威廉（William Friese-Green）在1889年发明了第一批动态序列摄影机（motion sequence camera）之一并申请了专利。而在那项历史性发明仅仅30年后，卡迪夫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卡迪夫回忆说，操作手摇摄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只很稳的手，以及在不变的16帧率下转动曲柄的能力，还需要一种对戏剧的感觉和完美的眼手协调能力。
卡迪夫与一些杰出的电影人开展了合作，而这些电影人在当时定义着这种新兴艺术形式。“我当时在亚历克斯·科达（Alex Korda）在德纳姆制片厂的特效部门工作。”卡迪夫回忆道，“哈尔·罗森（Hal Rosen，ASC）从美国过来，片厂经理问我是否愿意为他掌机。哈尔老是解雇他的掌机，所以我拒绝了。但最后，我是唯一一个还没被他解雇过的人了，然后我接下了这份工作。”
1937年，当卡迪夫还在为好莱坞另一位著名DP哈利·斯特拉德（Harry Stradling）拍摄《无甲骑士》（Knight Without Armour）（由罗伯特·多纳特- Robert Donat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主演）时，他被邀请去面试一份工，后来这份工带他去好莱坞学习了一种叫Technicolor的新色彩系统。
面试候选人是大约六位掌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接受了测试，并警告卡迪夫说要回答的问题是非常技术性和难答的。卡迪夫因此并没抱太大希望，但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比卡迪夫预期的还要糟糕。面试官问他在哪上的电影学校，并用偏振光和不同摄影机负片的质感等技术问题来测试他。
卡迪夫告诉面试官，和他谈话是浪费时间。一阵大受震惊的沉默后，有人问他希望如何成为一名DP。
这个300安培的巨大水冷弧形聚光灯，是为《红菱艳》一场精彩芭蕾段落提供聚光效果特别搭建的。英国Mole Richardson公司和泰勒·霍布森·库克（Taylor Hobson Cooke）为这一设计和制造提供了支持。卡迪夫在图上左数第二的位置，导演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在最右边。
“我告诉他们，我研究了维米尔（Vermeer）、早期绘画大师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他说，“我还可以描述和匹配灯光是如何落在地铁、我的房子或在夜晚的街道上的。他们问了一些关于布光的问题，然后有人问了伦勃朗画作中的某张脸。我说光线在那张脸的右侧。”
卡迪夫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总怀疑自己被选中是因为他承认自己在摄影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没有被送到好莱坞，而是被安排去做雷·雷内汉（Ray Rennehan）的掌机，在德纳姆制片厂拍摄一部由亨利·方达（Henry Fonda）和安娜贝拉（Annabella）主演的名为《银河彩凤》（Wings of the Morning）的电影，而雷内汉是最著名的Technicolor冲印大师之一。
之后，卡迪夫在伦敦为Technicolor工作，公司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并在那里安装和测试设备。卡迪夫拍摄了六条影院广告，这为他提供了做实验的机会。随后，他走遍世界各个角落，拍摄了一部长达五年名为《World Window》的Technicolor影院旅行纪录片系列，直到1942年。
“当时全国只有四台Technicolor摄影机，它们价值连城。”卡迪夫说道，“每天晚上，助理都会把摄影机带到自己的卧室，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看管它了。每隔三天，他就会拆开它，取出棱镜，检查一下对齐情况。有两扇片门和三条胶片，公差必须在万分之八英寸（1英寸约合2.54厘米）之内。”
这次拍摄一路上经历了许多伟大的冒险。卡迪夫回忆起在维苏威火山山顶拍摄的情景，当时正处于一次火山喷发期间。他们找了40名当地向导才把所有摄影设备搬到山顶。“我们拍了一整天。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燃烧的岩浆，”他说道，“那烧毁了三脚架和我们的鞋子。其中一位剧组工作人员进了医院。但拍成的影片非常壮观。”
1942年，卡迪夫开始参与一部为期两年的纪录片项目，主题是向英国商船队致敬。卡迪夫随一个护航船队从伦敦航向纽约，然后再返回。这部影片在各方面都是真实的：事实上，在一次针对护航船队的攻击中，有四艘船被U型潜艇击沉。卡迪夫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救生艇上拍摄这部电影，以向观众展示那份体验是什么样的。这部电影在英国被称为《西线战事》（Western Approaches），在美国被称为《The Raiders》。
卡迪夫作为DP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1943年的彩色电影《伟大的亨德尔》（The Great Mr. Handel），他和克劳德·弗里斯-格林分担了这部电影的摄影工作。卡迪夫是Technicolor的顾问，但他也在弗里斯-格林的监督下拍摄了电影的一半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卡迪夫立即加入第二摄制组参与拍摄了《百战将军》（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又一部迈克尔·鲍威尔/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合作的电影）和《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对于卡迪夫来说，这些任务都是痛苦的经历，他觉得乐趣全都只属于第一摄制组。
但也有一些意外的美好时刻。一天，在拍摄《百战将军》时，卡迪夫正在给墙上一堆填充动物脑袋设置一个难度很大的镜头。他正忙着布光，没注意到鲍威尔导演正在仔细查看他的一举一动。他问卡迪夫是否愿意拍摄他的下一部电影，并承诺在一年内会给他打电话确定这件事。后来鲍威尔说到做到，给身在埃及的卡迪夫打了电话，当时他正在二组拍摄《凯撒和克里奥佩特拉》。鲍威尔邀请他拍摄《平步青云》——这部电影是在美国改的名（原本叫《生死判决》）。影片标志着卡迪夫与鲍威尔及普雷斯伯格合作拍摄电影的开始。
次年，卡迪夫负责拍摄了《黑水仙》，部分拍摄是在远东实拍。一天，在拍摄过程中，鲍威尔问卡迪夫是否喜欢芭蕾舞。当卡迪夫表示不感兴趣时，导演很是震惊。鲍威尔告诉他，他的下一份工作是要拍一部芭蕾舞电影，名叫《红菱艳》。他建议卡迪夫去看看科芬园的芭蕾表演了解一下芭蕾。回到伦敦后，卡迪夫连续几个月每周观看几场演出，并花了大量时间观看后台排练，完全沉浸在这种氛围中。
“在我们拍摄《红菱艳》时，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在创作一部经典电影。”卡迪夫说道，“那时我是（芭蕾舞）的超级大粉丝。莫伊拉·希勒和其他芭蕾舞者以及其他演员都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中。迈克尔（鲍威尔）就像一位交响乐团指挥，从每个人身上汲取全部的创意天赋。”
卡迪夫穷尽了用色来完成这部Technicolor电影。他用柔化布光和上了滤镜的镜头拍摄了片中的奇幻芭蕾片段，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质感，并通过深度饱和、明亮偏红的色彩拍摄了现实场景，与前者的拍法形成对比。
“我们进行了一些拍摄测试，并在正片中采用了其中一些想法。”卡迪夫回忆道，“我们用广角镜头拍摄了人们从高处跳下的慢动作镜头。有一个镜头是一位舞者在半空中扭动身体。他看上去轻飘飘的，几乎像一张落下的纸。”
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地进行了带配乐的编排，且这部分先被录制了下来。为了拍摄跳跃的舞者，卡迪夫将帧率从每秒24帧改为96帧，然后又回到24帧。实际的跳跃发生在仅仅两秒的时间跨度内，但它看似持续了很长时间，鉴于Technicolor拍摄系统有着很慢的光学镜头和笨重的摄影机机身，这是个巧妙的处理方法。“光学镜头实际上非常好，但Technicolor胶片曝光速度很慢。”卡迪夫指出，“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以f1.5拍摄的，那些巨大的弧光灯发出的光足有650英尺烛光。”
但在一切努力之后，英国公众还未准备好欣赏《红菱艳》。影片在伦敦开画时，评论褒贬不一，而且根本没得到多少宣传。“幸运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发行商和他的家人一起看了它，而他们非常喜欢。”卡迪夫回忆道，“他把片子带到了纽约的比照剧院，在那里公映了两年。影片开画多年后，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对的。这是一部经典电影。”
1949年，卡迪夫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拍摄了《风流夜合花》（Under Capricorn）。“第一次和希区柯克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场记，”他说，“我们用了一台移动性很好的摄影机。片中有很多10分钟长的镜头，没有剪辑点也不改变镜头角度。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新奇的拍法。我们会在厨房开始一个场景，穿过走廊进入客厅，然后回到走廊，上楼梯，沿着走廊进入卧室，然后在那里拍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然后我们转过身，沿原路返回。拍摄的每各环节都有对话戏。”
几乎每个场景都由移动长镜头组成。这个构思是为了让观众更多地作为偷听式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参与到画面中。“也有例外，但那些例外镜头也并不容易拍摄。”卡迪夫回忆道，“在一个短的单独镜头里，我们让演员围坐在一张乔治王朝风格的长桌旁。两边各有四五个人。英格丽·褒曼坐在桌子的首席。希区柯克想要一个长长的跟随镜头，再以她的面部特写结束。他想要个低角度镜头，但我们装了个隔音罩给摄影机消音，这让拍摄变得很困难。后来我们拍了那个长镜头，然后在我们靠近时，桌子实际上被切成了六、七或八块。在我们走过两边的演员时，他们要向后倒在床垫上。最后我们一路走到桌子中间，转为特写镜头。”
在那个年代，这是种非常超前的拍摄方式。摄影机笨重，胶片曝光缓慢，没有反射式取景器。“没人会管这个叫漂亮的摄影，”卡迪夫说，“但掌机做得很出色。我认为他该因此赢得奥斯卡，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风流夜合花》后，卡迪夫又参与了由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泰隆·鲍华（Tyrone Power）主演的《黑玫瑰》（The Black Rose），以及由艾娃·加德纳和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主演的《潘多拉与飞翔的荷兰人》等电影的拍摄。在此期间，卡迪夫与许多后来成为电影界传奇人物的演员有过合作，但大家最爱问卡迪夫的电影是《非洲女王号》（The African Queen）。这部电影于1951年在当时的比利时刚果拍摄，至今仍是电视和家庭录像的热门经典。可能已有超过10亿人看过这部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一战背景爱情故事，而这场战争发生在德国和英格兰这两股殖民力量之间。
这部电影的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与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共同编写了剧本。关于此片，影迷们最常回忆起的画面是生动逼真的非洲背景，以及赫本和鲍嘉的面孔。但卡迪夫记住的则是当时所有可能出错的事都出了错。
“我们计划在英属维多利亚湖拍摄这部电影，而维多利亚湖海拔约3000英尺（约合914米）。”卡迪夫回忆道，“那里非常美。（去那里拍摄）就像在度假一样。但是休斯顿参加了一次勘景之旅然后发了份电报说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那里过于漂亮了。几个星期后，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在比利时刚果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拍摄地点。那是得开吉普车通过的两英里（约合3.2公里）长的一段蛮荒丛林。那里的水域都一片漆黑。我们得睡在到处都是毒蛇的丛林帐篷里。”
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挤在一艘游艇上，而除了休斯顿和鲍嘉之外，其他人都病了。卡迪夫回忆道，当时几位医生接替着努力让演员和工作人员保持足够的健康程度好继续工作。“有一次，我们不得不停工一周，”他表示，“我当时的体温是华氏104或105度（约合40-40.5摄氏度），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医生说我们得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公司从内罗毕搞来了大约50只羊。而等我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鳄鱼已经把它们统统吃掉了。”
大约在杀青前一周，一位新医生终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病因。演员和工作人员本该喝的是从河里抽到船上的“过滤过的”水，但是水泵里根本没有过滤器，有人把它们拿走了。卡迪夫解释说，休斯顿和鲍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喝的是比水更烈的东西（译者注：酒）。
“几年后，我遇到了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他告诉我他一直想见见《非洲女王号》的DP。”卡迪夫说道，“那是一个由伟大导演执导的精彩故事，选角也很正确。但我从来没有特别为那部电影的摄影感到骄傲。所有人都病了，而我们在一艘小船上拍了很多镜头。但事情一般都是这样。如果一部电影成功了，大家就都会喜欢它的摄影。”
卡迪夫还参与过许多其他令人难忘的电影，数量多到难以详细描述。卡迪夫顺理成章地在1952年拍摄了《魔术盒》（The Magic Box），以纪念电影摄影60周年和威廉·弗里斯-格林的特殊贡献。卡迪夫接着在罗马拍摄了《赤足天使》（The Barefoot Contessa）：影片由艾娃·加德纳主演，约瑟夫·L·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执导，在当时吸引了大量观众，并为卡迪夫赢得了赞誉。他也前往墨西哥拍摄了《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该片标志着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的编剧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的回归。
如果让他从自己的作品中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卡迪夫可能会选择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史诗片《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该片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拍摄，由迪诺·德劳伦蒂斯（Dino de Laurentiis）制片，由金·维多（King Vidor）执导，演员阵容包括亨利·方达、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费勒。
维多和卡迪夫在整部影片中使用了流畅的运镜和巧妙的编排。拿破仑绝望的撤退通过极端高角度的镜头覆盖传达出来：一片白雾飘起，揭示出河岸上灾难性战斗的真实规模。卡迪夫凭借《战争与和平》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亨利·哈撒韦-Henry Hathaway和约翰·韦恩-John Wayne当时非常确信卡迪夫会获奖，于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晚上组织了一场庆祝晚宴，但奖最终给了《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1958年，20世纪福克斯给了卡迪夫一个机会，让他拍摄了一部低成本悬疑惊悚片《蓄意谋杀》（Intent to Kill）。1960年，他执导了《神秘的气味》（The Scent of Mystery) ，这是一部噱头电影，严重依赖放映时影院散播的显著气味。1960年晚些时候，他在这方面的冒险做法得到了巨大回报——他在《儿子与情人》中达到了自己执导能力的顶峰，这部电影改编自D·H·劳伦斯（D.H. Lawrence）的小说，由迪恩·斯托克维尔（Dean Stockwell）和特瑞沃·霍华德（Trevor Howard）主演。
卡迪夫在《春江花月夜》（Fanny）一片中重返摄影工作，这是导演乔舒亚·洛根（Joshua Logan）1961年根据他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由莱斯莉·卡伦、莫里斯·舍瓦利耶和查尔斯·博耶主演。卡迪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继续担任导演，执导了一系列著名电影作品，包括《我与艺妓》《摩托车上的女孩》和《鹃血忠魂》。在1980年代，卡迪夫继续进行他的摄影工作，担任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天煞》和《战争猛犬》的DP。
卡迪夫对探索新概念的渴望促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拍摄了两部休斯坎系统（Showscan）电影：《Call From Space》和《The Magic Balloon》。这些项目标志着CP65摄影机的首次使用，它们现在一般被称为Showcan摄影机。直到那时，还有些人怀疑像Showcan这样的大格式是否可以用于剧情长片。卡迪夫面带微笑地指出，与他拍摄Technicolor电影的经验相比，这两部短片（约25分钟和约45分钟）简直是小菜一碟。
他平均每天可以拍15个镜头。“拍摄节奏和用35mm胶片拍摄差不多。”他说，“格式并不会带来任何限制。摄影机是移动的，它给了我65mm光学镜头从28mm到600mm的极宽范围。我们拍摄用的是伊士曼EXR 5296 500-速度的胶片，当时还是新品种。这给了我足够的空间来采用较深的档数。”
对卡迪夫来说，拥有这样的选择是种奢侈。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他为World Window公司拍摄Technicolor旅行纪录片时，该公司获得了在圣彼得大教堂拍摄的许可，这是前所未有的。卡迪夫只能使用五盏2K灯。那时的Technicolor胶片拍摄速度慢得令人痛苦，但卡迪夫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尽可能地往后退，他先曝光10英尺（约合3米）的胶片，重新上好，然后再次曝光，最终重复了八遍这个过程。然后他再拍下个10英尺。“实际上，我拍摄时每一帧都是一秒钟的曝光，”他说，“我这么做是出于直觉，结果一切都很完美。我们拍到了很漂亮的素材。”
对卡迪夫来说，下一步是什么？“我学到了很多，看到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他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它的书。但你知道这是这么一回事。你总是着眼于下一件事。”
出处：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