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鬼仔》

一部香港纪录片的摄制组工作人员去到婆罗洲挖掘一名古代“邪恶侏儒巫师”的石棺，拍摄一部关于黑暗魔法的伪纪录片；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在接下来的70分钟，电影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超自然复仇。这是电影《红鬼仔》（1983，导演何永霖）的主旨，该片是由陈雪明担任编剧的两部香港剥削电影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前一年上映的《蜈蚣咒》，导演李百龄）。对于陈雪明，除了知道她倾向创作与昆虫有关的恐怖片之外，人们对她知之甚少。这两部电影都不是大制片厂制作，也许是因为香港的垂直整合的父权制制片厂体系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极少。

如果你注意到了《红鬼仔》和《人食人实录》（Cannibal Holocaust，1980，导演鲁杰罗·德奥达托-Ruggero Deodato）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情有可原。两部电影都讲述了纪录片摄制组从繁华的市中心去到偏远地区的故事，在那里古怪的部落居民对他们犯下了难以言说的暴行——随后又——以令人胆寒的冷漠对待他们。（留意唐季礼，他是《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和《红番区》的导演，在《红鬼仔》中饰演一名命途多舛的摄制组成员）。何永霖和德奥达托都提出了关于谁是真正的魔鬼的问题（是野人？影片中的电影制作者？还是你我？），没有偏离本能感到的惊悚和不和谐的绝妙配乐。此外，两部电影都在银幕上展示了真实的动物死亡画面。

发行方新秀Error 4444英勇地将陈雪明的两部电影修复出往日的光辉，让美国观众能看到最佳画质。每部电影的蓝光都带有两个剪辑版本——原版和“无虐待动物剪辑版”——并且都可以在影院发行。Alamo Drafthouse影院就选择放映了《红鬼仔》的无虐待动物剪辑版。

别的不说，虐待动物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电影拍摄手段。当《红鬼仔》中的纪录片摄制组开启“侏儒巫师”的石棺后来到他们的休息地，他们的屋长坚持让他们割开一头猪的喉咙以祈求好运，作为观众，我们确实感到自己仿佛身处陌生的水域。我并不是想劝阻任何人观看这些电影，但我也不喜欢在Facebook的标签页上发帖，质问这些杀猪的情节究竟进展到何种地步。

1903年，在电影摄影机发明不久后，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派摄影师前往科尼岛拍摄大象托普西在杀死他的第三名驯象员后被电击身亡的画面。《电击大象》（Electrocuting an Elephant）是第一部为人所知的拍摄动物死亡的作品，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部。在参演了《英烈传》（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1936，导演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之后，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向媒体提及片场动物的尊严问题。在拍摄最后一场骑兵冲锋戏时，125匹马全速冲过绊索，导致25匹马死亡。此举引发了人们的愤怒，恰逢好莱坞早年实施《海斯法典》，该法典明令禁止电影中虐待动物。美国人道协会（AHA）充分利用在监督片场的动物虐待问题上的权力——尽管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一篇爆炸性揭秘文“Animals Were Harmed”中写道，AHA可以被贿赂，并没能有效制止片场的动物虐待行为。

尽管专家们称之为“他们所见过的最严格的一套措施”，但大卫·米尔契（David Milch）的HBO剧集《鸿运赛马》（Luck）在第一季就因三匹马在片场死亡而被停播。最近重新受到关注的邪典经典影片《咆哮》（Roar，1981，导演诺尔·马歇尔-Noel Marshall），片中讲述了人类与真实的狮子同居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物种间的暴力事件。制作这部电影是出于对狮子的热爱。许多电影制作者都曾通过剥削对动物的喜爱来达到拍摄效果。

1971年的电影《内陆惊魂》（Wake in Fright‎，导演特德·科特切夫-Ted Kotcheff）中备受争议的猎杀袋鼠的场景描绘了澳大利亚内陆生活的残酷，令人印象深刻。科特切夫有效利用当地安排的现成捕猎袋鼠的活动，将袋鼠和人体躯干描绘成一种令人不安的视觉类比。从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执导的长片电影处女作——1987年的《犯罪元素》（Forbrydelsens element）开始，一直到2017年的《此房是我造》（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他一直在电影中描绘虐待动物的内容，据称这些内容并不总是模拟的。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几部叙事片和纪录片也包含动物受到伤害的场景。

前进的道路似乎还是存在的。去年的宝莱坞大片《RRR》（2022，导演S·S·拉贾穆里-S.S. Rajamouli）并没有通过逼真度可信测试，在片头字幕中有一条注明，制片人使用了计算机生成动物是由于特技（尤其是老虎捕猎）无法使用真实动物安全拍完。然而，任何规模的电影制作工业化往往会导致安全法规被过度简化。电影《疾速追杀》（John Wick）的导演查德·斯塔赫斯基（Chad Stahelski）在以特技演员的身份参与《乌鸦》（The Crow‎）的拍摄时就曾目睹李国豪（Brandon Lee）的死亡，而他现在也在自己电影的片场使用橡胶枪。但保罗·安德森（Paul W.S. Anderson）的电影《生化危机：终章》（Resident Evil: The Final Chapter‎，2016）在南非拍摄时，安全标准并不是那么严格，特技女演员奥利维亚·杰克逊（Olivia Jackson）的手臂断裂，面部脱套。

人们很容易将无虐待动物的剪辑版本与海雀出版社近期将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书中的某些文字删除作比较。但电影毕竟和达尔在童书《蠢特夫妇》中提到蠢特太太的双下巴不一样——这可是长达两分半的对鸡、猪和蝎子的屠杀描绘。从这方面来说，《红鬼仔》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香港剥削电影中相对比较典型的一部作品。

邵逸夫是香港电影教父，也是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邵氏兄弟制片厂的负责人，他与英国和香港政府审查机构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考虑到香港的地缘政治意义——这些审查机构的优先关注重点显然是非常政治性的。 几乎所有其他事情都在限制之内。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非政治性香港电影的审查十分宽松，尤其是由于电影制片厂在几周内制作出电影，随后这些电影在剧院的上映也同样持续几周，没有家庭媒体或二轮放映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之前，最大的审查规定是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的一项规定，任何可能损害“与其他地区的良好关系”的电影不得在香港影院放映。

这样一个流水线式的环境就要求制片厂突破界限。色情内容、暴力——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很色情——以及屎尿屁、非政治正确的幽默是必要的。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动物虐待内容。1974年，桂治洪的《蛇杀手》开启了低俗恐怖片的浪潮，其结局是影星金国梁掉进了一个装满活蛇的水箱中。他表示，这个特技导致99条蛇死亡。

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直到1988年大陆上映的政治宣传片《黑太阳731》（导演牟敦芾）引发了一场国际事件。这是一部讲述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对大陆平民所犯下的暴行的纪录剧情片，日本政府一直否认这次暴行，直到近期。然而，《黑太阳731》不是《美丽人生》（La vita è bella）。它甚至不是《小丑那天哭了》（The Day the Clown Cried）。这是一系列对令人感到战栗的折磨和羞辱的描写，是连帕索里尼（Pasolini）也会觉得过度的内容——一群老鼠活活吃掉一只猫，对各个年龄段的真实尸体进行可怕的人体实验。没有太多情节，也没有伍尔西法官（Judge Woolsey）所说的那种“艺术价值”（伍尔西法官解除了名著《尤利西斯》上的禁令——译者注）

这部电影票房大卖，但对大陆展现同情的举动却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香港的审查机构采取了严厉措施。他们创立了三级片（简称CAT III）这一电影类别，这一类电影只允许18岁及以上的观众观看。在实施新的电影评级制度和香港回归之间的九年，三级片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类型，以至于许多更早的剥削电影在西方都被视作三级片，《红鬼仔》就是其中之一。

露骨的性以及/或暴力内容持续吸引观众前来观看。在“仅限成人观看”的范围内，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电影，从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影，如《黑太阳731》（及其三部续集），到性喜剧片，如《聊斋艳谭》（1990，导演蓝乃才）。正如安迪·威利斯（Andy Willis）所写：“三级片也很快制作出来并上映，效果立竿见影，吸引那些寻求过界、也许还有些危险的内容的观众前来观看，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与主流不同的观点。”

尽管三级片带有一定的污名属性，但它们非常受欢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表示，1992年发行的制片厂电影中有一半都属于三级片。参演三级片的明星体系也产生了成功的跨界案例。因参演《无间道》（2002，导演刘伟强、麦兆辉）而被西方观众熟知的黄秋生凭借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1993，导演邱礼涛）中饰演杀害小孩的食人魔的出色表演获得了香港金像奖。舒淇从参演《玉蒲团之玉女心经》（1996，导演钱文锜）这样浅陋的性喜剧片，到在《玩命快递》（2002，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Louis Leterrier、元奎）中与杰森·斯坦森（Jason Statham）演对手戏。 在杜琪峰执导的精妙动作片《黑社会》（2005）和《机动部队》（2003）中担任主角的任达华也是从《香港奇案之强奸》（1993，导演刘伟强）、《赤裸羔羊》（1992，导演霍耀良）这样的三级片中崭露头角的。

更加宽松的内容限制也允许尖锐的文化评论和艺术风格。《色情男女》（1996，导演尔冬升、罗志良）——同样由舒淇担任主演——讽刺了三级片色情片行业本身。在《春光乍泄》中（1996）中，王家卫探索了自1991年香港回归以来同性恋情合法化的不确定性，令人为之动容（译者注：一年后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情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情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但中国香港回归后，内地公司收购了制作和发行权，香港的电影行业从此发生改变。通过近乎垄断的方式，中国可以对在香港地区上映的电影的内容进行限制，而尽管三级片仍然存在（2017年，邱礼涛和黄秋生再次合作，制作出三级恐怖片《失眠》），在中国制作和上映三级片是违法行为。在《Planet Hong Kong》一书中，大卫·波德维尔对这一趋势进行了量化：“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产量的激增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三级片的热潮，而该热潮在1993年之后迅速下降。因此，在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上映的电影总数中，三级片分别占109/215、123/242、59/181、36/150和12/104。”（第277页）

政治并不是多年来影响香港电影内容的唯一强大力量。90年代末，当成龙进入美国时，韦恩斯坦公司在美国影院和家庭媒体上发行了他的一些近期香港热门作品。成龙的电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些电影都是纯娱乐的——但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认为美国观众会拒绝某些元素。例如，在《醉拳2》（1994，导演刘家良）的最后一个镜头中，由成龙饰演的黄飞鸿在最后一战中喝得酩酊大醉，以致呈现神志不清的滑稽形象。韦恩斯坦公司还删除了《超级警察》（又名《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由前文提到过的唐季礼执导）的一个场景，其中成龙带着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来到一家狗肉饭店，他们在晚饭期间进行对话的同时还伴随着狗惊恐的叫声。

中国一直在推行一系列改革，旨在消除他们认为加剧了东方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2020年，中国发布禁令，严禁食用猫狗，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食用猫狗是不被允许的，那么你可以相信，在中国的电影作品中你也不会看到这些情节，尤其是在Netflix上线了许多中国大片，例如《流浪地球》（以及其续作）。

在美国电影公司剪辑自己作品从而出口给中国观众这件事上，好莱坞媒体大书特书。《光年正传》（Lightyear，2022，导演安格斯·麦克莱恩-Angus MacLane）中有一个转瞬即逝的同性之吻镜头，这导致迪士尼与中宣部之间展开了一场“胆小鬼游戏”。

虽然我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那些需要外国电影无虐待动物剪辑版的情绪，但我很担心这会开启一些先例。诚然，在提供可替代的版本时，Grindhouse Releasing和Error 4444避免了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为自己设置的陷阱，即禁止将原版《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原始剪辑版本公开。并且，许多著名导演事后都修改了他们的作品：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和雷德利·斯科特喜欢发行自己作品的新剪辑版本和重制版。庵野秀明甚至将《新世纪福音战士》（Neon Genesis Evangelion）翻拍成四部系列电影。我并不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人做得不对。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

我与Error 4444的两位创始人兼员工之一——萨姆·安特扎纳（Sam Antezana）讨论了制作这一剪辑版本的决定，这一剪辑版本的灵感来源于Grindhouse Releasing的《人食人实录》的无虐待动物剪辑版。

“我们想限制仅仅因为听到有关这部电影的某些负面信息就立即拒绝它的人数，”他说，“我们还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观看它，所以我们想给人们提供这个选择。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当我们宣布我们将制作一个无虐待动物的剪辑版本时，最初有几个人给我们发私信，并在我们的许多社交媒体帖子上发表评论说：‘噢，那太好了。我之前不打算买的，但我现在在考虑买这部片/现在想买了。’”

具有讽刺性的是，当德奥达托在法庭上抗议意大利对《人食人实录》发布的禁令时，他让一位在电影中“被杀”的女演员出庭作证以洗脱自己的罪名，但法官依然维持了这一禁令，基于电影中动物死亡的画面都是真实的。在2011年，德奥达托自己完成了电影的无虐待动物剪辑版。在为Grindhouse蓝光版拍摄的一次采访中，德奥达托解释说，影片中被杀的每一只动物无论如何都会成为演职人员的食物。更为讽刺的是，他还补充说：“我知道这部片会在亚洲国家销售，我以为（动物杀戮的）场景会因为西方市场而被删减，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发生。这是个多大的问题啊！如果我能回到过去，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这么说吧，考虑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部剥削电影，拍出来就是为了卖出电影票（现在则是卖出蓝光碟）的，因此删减某些并不具有相同文化含义、且会让新观众拒绝观看的内容就说得通了。

为了艺术杀害动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令人憎恶的，但它确实发生了。我乐意想象有另外一重不同现实，在那里《红鬼仔》片场的每只动物都活了下来。这些动物并没有因为拍摄某个史诗场景而被杀害；它们的死亡被有意用特效替代，以提高随后模拟出来的暴力行为的即时性，而这些都发生在一部本身就设计为快餐式娱乐的电影中，发生在这部电影在互联网上获得二次永恒生命之前。

安特扎纳告诉我他和《红鬼仔》导演何永霖的沟通：“他知道我们在美国，他们说话的感觉就好像在说：‘谁会想看这个？’我认为这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像这样的电影永远不可能再被制作出来了，并且这有充分理由。这些电影不会再被制作是件好事。但同时，这些都是历史，对于像我们这样喜欢这类电影的人来说，我们能从中看到我们已经进步了多少。这些才是观众消费的目标内容，你知道吗？”

我询问了香港电影学者张欣明为什么他认为观众会来观看这些电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和动物之间有条非常清晰的界线，可以说动物的重要性较低，”他回复，“现在情况很不一样了，因为‘西方’的宠物饲养观念现在已经成为常态。你必须记住，在非常贫穷或属于工人阶级的地方，对虐待动物的担忧是人们没有时间关注的一种特权。屠宰动物曾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市场上购买鲜活农产品仍是件寻常事，尤其是鱼。在禽流感流行之前，从市场购买活鸡回家宰杀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安特扎纳告诉我，何永霖和陈雪明都不同意接受有关他们作品发行的蓝光版本的视频采访——陈雪明拒绝任何联系，尽管她和何永霖谈论了发行的事。二人都对《红鬼仔》和《蜈蚣咒》能在美国发行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收到了两部作品的蓝光版本，而何永霖至少喜欢它们。尽管并没有人询问他们有关无虐待动物剪辑版的问题，但两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也都不反对加入这一版本。

强调香港电影制作行业高度专业化和娱乐化的文化是件很重要的事。“我有些夸大其词了，但考虑到这个行业的极端商业性质以及很多人只是打工人而非作者导演，即使你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可能不会有太多想法，”张欣明提醒我，“他们与电影的关系不同，除非你是像王家卫那样的人。你很少会让导演回去重新修改自己的电影，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拥有这些电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地区在中国南方显著体现着西方的影响力，并且其电影行业（以及在这一体系之内的剥削电影）的存在与中国内地的电影形成了对比。不难看出，这些电影通过其极端内容，升华了不稳定的政治和审查制度并将其表现为暴力和恐怖。保存这些电影，并将它们以最原本的样子展示给内行观众至关重要，因为这类电影似乎不会再被制作出来——即使这意味着会看到一些动物受害的场景。

出处：Alex Kies | Filmmaker Magazine

翻译：Katja | 盖雅翻译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