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扎尔 ，图源：Pascal Le Segretain/Getty Images

这位两获奥斯卡提名的摄影指导（DP）表示，他试图避免“将历史恋物化”，为这部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及其家人的剧情片打造出一种更为“丑陋、客观”的风格。

为了拍摄乔纳森·格雷泽（Jonathan Glazer）这部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及其家人家庭生活的可怖大屠杀电影《利益区域》（The Zone of Interest），波兰DP卢卡斯·扎尔（Łukasz Żal）不得不“忘记所学的一切”关于拍摄“美丽影像”的方法。

格雷泽的这部电影大致改编自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2014年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和他妻子海德薇格（分别由克里斯蒂安·富里道尔-Christian Friedl和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饰演）看似平凡的生活：他们努力在自己位于集中营旁边的房子和花园里为家人构建理想生活。此前扎尔为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获奥斯卡提名的《修女艾达》（Ida）和《冷战》（Cold War）打造了流畅、惊艳的黑白电影摄影美学，但这不适合格雷泽这个故事：《利益区域》旨在体现平庸之恶，只将赫斯和海德薇格忠实还原地拍摄出来：他们普通，甚至无聊，却做出了难以言喻的邪恶之举。

对扎尔来说，他面临的挑战是抛弃他所谓的“好莱坞拍法”，即“历史恋物化”，找“穿着漂亮制服的漂亮演员”演戏，转而要找到一种“丑陋、客观”的拍法，将邪恶“表现为普通的东西，比如修补外套或清洁地板”。

你为什么想参与这个项目？

乔纳森把剧本寄给了我，而我记得自己读过之后，完全被剧本震撼了。我从没见过对大屠杀电影这样的创作方法。这不是好莱坞处理这类故事的方式，而我认为那些方式经常会将这段历史恋物化，甚至涉及如何展示人物，如何描绘制服，甚至是对色彩和阴影的使用。在这部影片中，乔纳森希望一切都是明亮和浅色的，一切都看起来十分美好、明亮和正常。我记得读到这里时，我在想：我想这么拍。我想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内容，它触及到了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东西的核心：即为什么人们会做出恶行，以及人们如何能把杀戮当成普通的事，就好像修补外套或者清洁地板。

你和乔纳森·格雷泽是如何将这种想法——平庸之恶——转化为视觉语言的？

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我意识到，对于这部电影，我要忘记我所学的一切关于布光，关于图像处理的知识，要忘记试图捕捉瞬间的整个过程，以及试图用我的摄影机来诠释现实的方式。一切都要完全相反。它得完全反典型好莱坞电影，一反那种试图用漂亮布光和特写来讲故事的风格——那种风格会让你陷入场景和角色的情感之中。我们的拍法完全不同：我们要创造一种完全没有吸引力，平淡枯燥，几乎客观的影像。

最重要的方面是不要将影像恋物化，不要做出评判，不要做出任何你通常作为DP会做的决定。乔纳森一开始就和我说这部电影的摄影机应该像一只能看到一切的大眼睛。当然，我们确实做了一些美学上的选择，但是我试图尽可能地限制我对这部电影的影响，努力忘记了我的审美喜好和构图方法，只用最简单的方式建立构图取景。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拥抱一种完全不同的拍法，拥抱自然光，甚至是“丑陋”的光。我在学校学习时，被告知要用漂亮的背光或在“黄金时间”的光线拍出最美丽的影像。但在本片中，我们会在中午12点，下午1点、2点、3点，那种光线最刺眼的时候拍摄。对我来说，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这完全跟拍摄美丽图像的想法反着来。相反，对我来说，我们为本片打造的影像的美丽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极其真实和诚实。

我必须忘记我所知道的美学理念，忘记用黄金比例构图，用黄金时间来布光，忘记所有那些你学会并且反复采用的最佳技巧：这里一点背光，那里一点摄影机光晕，一些浅景深，以及所有用摄影机来操控情绪的拍法。对于这部电影，我们想要不同的方法，我们希望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展示这些角色，试图不加干涉，只是展示事物的本来面目。

我记得我们在片场早期某次见面时讨论了某个场景，但最后它没出现在最终版本里：一个角色从窗户往外看，而在下一个场景里，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响，知道他已经被杀了。我当时正在设置这个镜头，并建议用不错的特写来拍这个人看向窗外。乔纳森说：“你不认为这样做会很情绪化，很操纵人吗？如果我们从远处射杀他，让他站在窗边而看不到他的脸，会怎么样？”

这是让我突然灵光一闪的地方。我知道我们要用最客观的方式拍摄这部电影：最客观的镜头，最客观的布光，最客观的取景构图。

这在房子里的场景中似乎最明显——你们用10台不同的固定摄影机拍摄，像在拍一档真人秀节目。

当时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监视纳粹的房子”。这和我习惯的方式完全不同，因为此前准备阶段我所有的工作就是决定在哪里放置摄影机。我们在房子里准备好设备，然后和我的掌机还有我的团队一起下到地下室，大概有20个人——我们会和乔纳森一起查看影像。我们换镜头，换位置，一次又一次地换。每天每个场景都是类似的过程。

我必须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准备工作流和协调技术。我们用光缆连接所有摄影机，因为我们不想冒远程连接频率被干扰的风险。于是我们把这10台摄影机连接各种线缆，穿过房子。每个房间都为线缆穿过挖了个洞，瞧着就像瑞士奶酪似的。我们都连上了一套先进的通讯系统，这样我就可以和整个团队交谈，协调所有这些摄影机，做出所有这些改变。我们每天会为了次日拍摄准备5到6个小时。

但当拍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坐在后面看着。演员们会一个镜次又一个镜次地演，你则一次拍完所有东西：所有的镜头，特写、远景、中景镜头，同时光线在变化，有云彩飘过，太阳升起或落下，而我们只是用摄影机观察这一切。

你用了什么设备？

我们用索尼Venice摄影机拍摄，因为他们有Rialto摄影机扩展系统，可以用光纤把摄影机机身连接到这些更小的14×10厘米的探测器上：这些探测器很容易安装在房子的墙上或者藏在橱柜里。准备好房子之后，我们四处寻找藏摄影机的地方，因为拍摄本身是在演员身边没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都在地下室看监视器。

我们以6K拍摄一切，这给了我们额外的分辨率，而且用了3200 ISO，所以我们可以用超高感光度拍摄，用油灯、蜡烛布光。电影的核心思想是始终尽可能地贴近现实。

我们想要尽可能小的镜头，但我们想要现代镜头。我们用了徕卡镜头，效果很惊人，因为它们是如此锐利。整体理念是用现代设备，使其看起来像二十一世纪，而非复古。我们用数字摄影机拍摄，也想让它看起来就是出自数字摄影机，而不是胶片，不是那种深褐色。

我们使用非常高的F档，让所有东西在画面中都聚焦：我们不决定让观众看什么，而是让画面中的所有东西都聚焦。这一切都回到了尽可能保持客观，尽可能少进行操纵的想法。

用这种拍法拍摄这部电影，是否改变了你对其他更传统拍法的历史题材电影，尤其是针对（大屠杀）这一主题的电影的看法？

我认为方法应该取决于你想讲述的故事，但是没错，现在当我看到那种非常好莱坞式的对这类故事的描绘，我确实会感到困扰。也就是在我看到这些美丽的演员穿着这些美丽的制服在这美丽的布光下看起来很棒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不是真的，实际情况不是那样。那样并不美好、戏剧性也不情绪化。这种杀戮背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哲学。杀人就像停车，就像关门。这就是可怖和痛苦之处，也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此时此刻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看现在的世界，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还是波兰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一样。有时我们可以变得善良勇敢。有时我们就是可怕的怪物。但我们需要正视我们自己，而不是移开视线。

A24《利益区域》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和费比西奖，并获奥斯卡最佳音效奖和最佳国际影片奖。在本片幕后，我们看到了尊正监视器的身影。

本片的导演格雷泽、波兰DP卢卡斯·扎尔及几位DIT柯基斯托·沃达尔奇克（Krzysztof Wlodarczyk）都是尊正监视器的忠实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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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