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Tár)以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的角色在《纽约客》艺术节（The New Yorker Festival）上接受采访开场——她面对着一大群观众。这场访谈戏有许多种功能。比如它传达出了这个角色作为一位获得“演艺圈大满贯”（EGOT：对在美国娱乐界四类主要的年度大奖中都获过一次奖的人的非官方说法——译者注）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和指挥家的背景故事，树立了电影令人身临其境的、观察式的风格，并让观众体验到主角莉迪亚·塔尔体验声音的方式。

在这场访谈戏中，影片的观众只能将片中艺术节的观众作为一个公共群体来聆听。这些人一起笑。这些人一起鼓掌。没有环境音中的细碎交谈，没有耳语，没有沙沙作响的衣服或在地上拖拉的脚步声。只有当采访者询问伦纳德·伯恩斯坦对塔尔的影响时，观众席中才有人发出一声咳嗽。这声咳嗽不是偶然。在《塔尔》中，每一个声音——偶尔的咳嗽、嗡嗡作响的冰箱或咔哒作响的笔——都是在讲故事。

“莉迪亚与世界沟通的方式——也就是基本上她体验世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声音，”声音剪辑总监斯蒂芬·格里菲斯（Stephen Griffiths）说道，“随着影片的进行，她开始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失去控制——而我们看到的这个角色基本就是个控制狂的化身——她与周围声音的互动方式就体现出了这一点。”

这种逐渐加剧的失控始于莉迪亚·塔尔在柏林爱乐乐团中演奏马勒的《第五交响曲》。首先是一名处境愈发绝望的前门生声称自己与塔尔有不正当关系，然后乐团又加入了一名年轻的俄罗斯大提琴手。而随着塔尔失去控制，我们越来越好奇她超级敏锐的耳朵捕捉到的一切声音——无论是公园里的呼救声，还是汽车仪表盘发出的吱嘎声——是不是都是真的。“我们想要从心理层面强调出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事情，但希望表现出来的效果足够微妙，以至于人们仍然在质疑它是否真实存在。”格里菲斯说道，“塔尔听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她潜意识的产物？”

《塔尔》是编剧兼导演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自2006年的《身为人母》（Little Children）之后的第一部电影，他身上也有着他笔下角色对细节的极致关注。“我知道这个说法可能被用滥了，但是托德的创作手法是 库布里克式的。”格里菲斯说道，“在我看来，这很棒，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会根据混音时间和可用资源帮助你一起实现目标。你一直寻找的就是这种清晰的构想。”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曾为《巴里·林登》（Barry Lyndon）的影院呈现方式发送过详细的规格说明，这件事广为人知，而这么做无疑就很库布里克。菲尔德此前曾出演过库布里克的《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而针对《塔尔》他就是这么要求的。在他的各项要求中，声音必须设置为杜比7或85分贝，因为影院使用的是不同的校正方法。“换句话说，这是一版非常静的混音。”菲尔德写道。

希尔迪·居兹纳多蒂尔（Hildur Guðnadóttir）的配乐最能体现这一点，它有时候会与周围环境比如柏林高速公路隧道的噪音无缝融合在一起，几乎无法察觉。“在混音配乐的过程中，托德不断提到的一个说法是：‘我们不想被察觉。’我们不想用配乐引导观众。”凭《点球成金》（Moneyball）获得奥斯卡提名的重录混音师黛布·阿戴尔（Deb Adair）如是说。阿戴尔主要负责《塔尔》的对话和音乐。“配乐在混音中非常、非常低调，我们希望它能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格里菲斯补充道，“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它，而不是听到它。”

对微妙混音效果的选择也延伸到了对话戏中。“当我们给塔尔和（马克·斯特朗-Mark Strong饰演的）一位指挥同事在餐厅的一个早期场景混音时，我们不停地把对话推到听觉位置的较后方，因为托德不想让演员们觉得自己在用麦克风录音。现在人们通常已经不会这么做了。”阿戴尔表示，“我们尽可能远离ISO麦克风，一直使用吊杆麦克风。对托德来说，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忠实于每种环境的声音效果。”

《塔尔》用于创造这些真实声音环境的“秘密武器”，是现场录音师罗兰·温克（Roland Winke）和他的迪卡树——这种工具经常用于录制管弦乐表演。温克采用了一系列全指向麦克风来捕捉电影所有现场地点的环境声，方式是将迪卡树放置在摄影机附近，以获得正确的听觉立体感。而针对录制对白，温克采用了三垦和森海塞尔的挑杆麦和领夹麦。

这部电影所有的剧情声都是在片场现场录制的，无论是塔尔在情绪激动拉着手风琴疯狂高唱《公寓出售》，还是乐队排练马勒的表演。德累斯顿爱乐乐团成员饰演了影片中的乐团乐师，温克和他的团队在40多件乐器上都安装了麦克风，以录制德累斯顿文化宫的排练情况。文化宫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名字从德语翻译过来就是“文化宫”），其音乐厅从2012年开始重新装修，并于2017年重新开放。“那些乐器上的麦克风录下了管弦乐队的清晰声音，但没有任何环境音。因此，我们把迪卡树放在每台摄影机位置的旁边，这样之后就可以（把环境音）混进去了。”温克说。温克曾凭借《后翼弃兵》（The Queen’s Gambit）获得过一座艾美奖。

温克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在一个布兰切特扮演的角色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教书的场景中，她一个人的一镜到底表演时长超过了10分钟。这个场景以一次学生管弦乐队演奏开始，接着是布兰切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长篇演讲，然后移到一架钢琴前，在那里布兰切特的演奏被现场录制了下来。“这是我录制过的最疯狂的场景之一，”温克说，“我们不可能用挑杆麦录对白，也不可能用迪卡树，因为我们要360度拍摄——有时会离演员很近，有时会离演员很远。最后我们的做法是，我们在挑杆上放了一个中/侧立体声麦克风，它会随着摄影机移动。然后我们在所有乐器上都安装了麦克风，并为所有演员使用无线麦克风。”

各式音频轨道使阿戴尔在混音时非常轻松。“关于罗兰（的优点），我说都说不完。他的录音水准令人惊叹。”阿戴尔说道，“茱莉亚音乐学院那场戏的音轨跟随着摄影机录得非常好。然后当（布兰切特）走上舞台，坐在钢琴前时，他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给钢琴装配了麦克风，这样我就能把这两条音轨混在一起，让人觉得我们就身处那场戏的空间里。”

影片中的一个关键声音提示来自前面提到的大提琴手的到来，她面试后在舞台上踩着高跟鞋的声音吸引了塔尔的注意。“托德和剪辑师莫妮卡·威利（Monika Willi）在苏格兰的一个旧修道院剪辑了这部电影，我们给了他们一些麦克风（来制作临时音效）。”格里菲斯说，“（高跟鞋的声音）实际上是他们在那里录的，我们最终在成片中用了它。”另一个引起塔尔关注的声音是她的助理指挥塞巴斯蒂安的钢笔不断发出的咔哒声，那让她很恼火，以至于她在去他办公室时直接顺走了钢笔。“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托德不停地说：‘来，把（那个咔哒声）弄响一点。这部电影里没那么多有趣时刻。把这个弄有趣点。”格里菲斯说。

最后的混音在伦敦著名的艾比路录音室完成，声音团队和菲尔德在各种环境下测试了他们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像在这部电影中那样频繁地检查过DCP。”格里菲斯说，“我们的基准是伦敦的杜比放映室，但我们去了不同的电影院（观看它在不同影院的放映情况）。托德以前是个放映员，所以他很关心这些东西。（追求恰如其分的影院放映效果）几乎是一门失传的艺术。”

最后的混音是以杜比Atmos做的，而格里菲斯强调，即使你有着所有可用的扬声器，也并不意味着就得个个都用满。“有时候，做减法反而会更有效，因为当你真正突出强调声音时，你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格里菲斯解释道，“片中有几个时刻，我们会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大量利用环绕扬声器的方向特性。某种程度上看，这是相当激烈的声像平移。这确实不是种温柔的手法。一切操作都是为了得到观众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