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的力量
作为胶片保存与修复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英国电影协会（BFI）罕有地供人一窥其下属的英国电影资料馆（National Archive）内景象 —— 由胶片保护主管基隆·韦伯（Kieron Webb）领导。
时值 BFI 胶片电影节第二届刚刚结束之际，《英国电影摄影师》杂志编写组前往伯克汉斯特德，想看看这个让胶片焕发新生的神奇的地方究竟如何。1987年，在小约翰·保罗·盖蒂（John Paul Getty Jr.）的支持下，这处位于赫特福德郡的设施建成了 —— 标志着英国电影资料馆首次为其活动设立了专门的场所。
作为 BFI 的基石，英国电影资料馆成立于1935年，并于2025年庆祝其成立九十周年。它有着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电影、电视和动态图像藏收藏，包括超过17.5万部电影、超过210万档电视节目（包括实况录像），而总藏品超过800万件。
该档案库中的胶片总长度足够绕地球三圈，而其数字化藏品时长相当于 Netflix 以最高（超清 4K）画质串流播放260多年。
保护主管基隆·韦伯的参与始于世纪之交 —— 他于2000年加入 BFI。与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胶片之旅更普遍地源于观看电影。“我年轻时参加过一些喧闹的电影放映，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飞侠哥顿》（Flash Gordon）是其中特别与众不同的一次放映体验 —— 毫无疑问，那是场喧闹的活动。”
另一个塑造韦伯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事件是差不多同时期使用 Super 8 摄影机进行拍摄。“我年轻时随手拿这种摄影机拍摄可能很有教育意义 —— 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发生。我想我的兴趣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亲自处理胶片素材。”事实证明，这种与胶片的愉快、切实的互动对韦伯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他在肯特大学学习了电影研究，然后在2003年转到英国电影资料馆开展修复工作 —— 此时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三年。
“那时候实验室还未数字化，所以我经历了一些有趣的时期。我很高兴自己在数字化出现并蓬勃发展之前就入行了。”韦伯愉快地回忆起在前数字时代处理比尔·道格拉斯（Bill Douglas）三部曲中第一部的情景。“我用一种甚至已经不再使用的溶剂亲手清洁它，而这是我最早做的那些工作之一。我记得观看确认拷贝，以及手中拿着那份不可替代的摄影机直出负片，无处躲藏的感觉。我一直记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们是在经手一部真正的杰作。”
韦伯有幸亲眼目睹了数字革命的发生，见证了数字电影修复技术和能力的提升，比如他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欢乐园》（The Pleasure Garden）所做的工作。“在某个片段中，一个重要部分来自荷兰档案馆的硝酸盐拷贝，但它发霉严重。看到它在数字版本中被清理干净后的效果，真是令人惊叹。这是你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
尽管现在他在当前职位上的实际动手工作减少了，但韦伯详细介绍了在英国电影资料馆每日修复工作中所需的研究、数据提取和灵活应变技能。他提到了“知道何时停止工作的能力，因为你永远不想试图过度修复任何东西”，这是胶片保护者们面临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胶片的真实性
当你试图恢复一部胶片电影昔日的荣光时，追求修复的真实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过度修复，你可能会永久损坏这部电影。对于英国电影资料馆的团队来说，这份真实性通常意味着他们希望修复的是该素材的第一份拷贝，通常是在英国的第一次发行 —— 如果在一次影像修复中需要处理许多不同的拷贝，情况可能会变得很复杂。
“在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及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的《我走我路》（I Know Where I’m Going!）中，我们有一份可以追溯到发行当年的拷贝，但它有一些段落在同时期的其他拷贝中没有出现。因此，我们研究了所有这些，并与电影基金会分享了这些信息 —— 我们与他们一起进行了该片的修复工作，而我也从个人层面获得了来自塞尔玛·斯昆梅克（Thelma Schoonmaker）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相关知识。这并不像仅仅只是影像修复那么简单 —— 你总是需要做出判断和决定。”
BFI的胶片电影节一直是韦伯自豪感的源泉 —— 他愉快地回忆起在 BFI 开始职业生涯并目睹“最后的硝酸盐胶片电影展”（一个由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FIAF 主办的硝酸盐胶片放映和讲座项目，2000年由 BFI 南岸影院面向国际胶片存档工作者大会举办） —— 顾名思义，这很可能标志着英国硝酸盐胶片放映的终结。令人欣慰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仍在涌入 BFI 南岸影院，目睹硝酸盐胶片放映的漂亮效果。
“胶片电影节一直令人振奋、鼓舞人心，并在许多方面证实了我们工作的意义。”该电影节有一个激发了韦伯灵感的特殊元素，那就是参加电影节的年轻胶片狂热爱好者的数量。“在放映《莫扎特传》（Amadeus）期间，电影节上到处都是年轻人，而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们实际上还在那里找到了一位后来加入我们的年轻胶片保管员 ——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完全是真的 —— 靠的是我们在电影节上使用了一个胶片卷片工作台！”
胶片的光明未来
韦伯和 BFI 电影资料馆团队非常热衷于激励下一代胶片爱好者，并在国家彩票基金的帮助下，启动了为期十八个月的胶片保护和归档技术培训项目，“这是我们所做一切工作的支持基础”。
BFI 电影资料馆和对胶片的持续性保护前景确实一片光明。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是，BFI 获得了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 UKRI 基础设施基金的100万英镑（约合921万元人民币）拨款，用于在电影资料馆建立一个最先进的动态图像保存研究实验室 —— 这是同类项目中的第一个。这对 BFI 来说是件大事。“这既令人敬畏，又令人兴奋，而当我们获得这笔拨款时，我流泪了，”韦伯表示 —— 他相信这将是全球胶片保护者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经常遇到来自其他领域和博物馆的遗产科学家，包括 V&A、泰特等等。我想：‘他们对绘画、硬币、骨头的保护措施都很棒……但为什么没人把这些措施用在胶片和视频上？！’”
拥有这样的能力将是开创性的。比方说，研究人员可以确定二十世纪初胶片的确切化学成分，了解一百年前用于染色黑白胶片的色彩和化学成分。“建立一个专门的设施并由自己主持工作，而让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可以前来参观，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前进道路。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照料和修复胶片，但仍存在有很多我们尚未了解的事情。”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保存这些？”时，韦伯的回答充满热情和辛酸：“如果我停下来思考，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自身，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故事和历史，以及理解那些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故事，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保存好它们来做到这一点。”
“没有什么能与移动的图像相提并论。我们可能会对所看到的呈现事物产生非常复杂的反应，而当我们认出自己时，这并不总会是种令人愉快的感觉，但这就是做这些工作全部的意义所在。”
出处：Tom Williams | 英国电影摄影师杂志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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